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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汪月英不理她，在卫生间经过十来分钟的“技术处理”，饱经沧桑的老脸上竟然也显现出年轻妇女一样的红晕来。

    汪泉看着汪月英羸弱的身体，心里突然觉得有几分爱怜。

    汪月英和汪泉是一个村的同乡，初中时的同学。

    在汪泉的下巴与大姑娘一样光、汪月英的胸脯与小伙子一样平的时候，两个人相互就有了好感，这种好感的反映，不是亲密无间的肢体语言，也不是花前月下的甜言蜜语，而是心有灵犀的目光交流。后来，汪泉考上了县里唯一的一所高中，成了农村人眼中的秀才。汪月英中考落榜，当上了村里小学的民办教师。

    农村的孩子订婚早，女孩子不吃糖了，男孩子不尿床了，大人们就开始为他们张罗着相亲，汪泉和汪月英订婚比较晚，他们在各自的心里都为对方留下了位置。

    汪泉当了三年兵，在部队提干的时候，汪月英仍然在村里的小学教书，只是由汪泉的同学变成了汪泉的妻子。两人结婚以后，汪泉曾对别人说过：“我探家时如果在村口大喊一声‘爹、娘，我回来了’，村里会有两个老头和两个老太太同时出来迎接我，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太是我爸和我妈，另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太是我的岳父岳母。”

    汪泉所在的工程部队是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”，汪月英抱着儿子，坐了火车转汽车，下了汽车步行走，传说中的牛郎挑着儿女会织女，现实中的织女领着儿子寻牛郎。

    汪泉在老母亲被查出患有肝癌的那一年，他刚刚被提升为连队的指导员，当时正带着部队在工地上紧张地施工。汪月英辞去小学教师的工作，在婆婆的病榻旁支张小床，一口饭一口水地喂，一把屎一把尿地擦，不分昼夜地伺候了老人四个多月。当汪泉请假赶到家里的时候，母亲已经去世入殓。悲痛欲绝的汪泉跪在母亲的灵柩前磕了三个响头，也给累得脱了人形的汪月英磕了一个响头。

    汪泉被提拔为团里的宣传股长之后，汪月英符合随军条件但并没有随军，两个家庭的三位老人，自己的一个孩子，加上她和汪泉几个在生活上尚未完全独立的弟弟妹妹，都需要她操心照顾，她的双肩上等于压了两副担子。有时候父母不理解、弟弟妹妹不听话，汪月英也曾经难为得晚上悄悄地用眼泪浇枕头，甚至想把自己的委屈和怨气打成包、扎成捆，给汪泉邮寄到部队去，但考虑到丈夫在部队的辛苦和不易，她给汪泉的去信仍然是只报喜不报忧。“两个‘山’字摞在一起就是个‘出’字，你不走还等什么？”在村里一起玩得很好的姐妹劝她。王月英想到，自己一走，两个家庭成员的命运都将会改变，就又在乡村坚持了几年，直到她和汪泉的弟弟妹妹有几个都结婚成家、汪泉调到北京部队领导机关，在综合部直政局当了分管宣传工作的正营职干事以后，汪月英才办了“农转非”手续，吃上商品粮，成为综合部军人服务社的一名售货员。

    综合部机关实行生活保障社会化以后，生活区的服务保障事宜交给了地方物业公司管理，汪月英因为年龄偏大，不符合物业公司接收部队员工的条件，就提前在部队里办理了退休手续。

    汪月英长期生活在乡下，小时候吃过不少的苦，进城以后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一直没有变，有人说她不像是师职干部的家属，倒像是个享受低保家庭的主妇。有一次，汪月英出去办事在街上走路，现一个背蛇皮袋子的老太婆总跟着自己，就好奇地问她：“大娘，你总跟着我干什么？”老太婆说：“我看你手里矿泉水瓶子里的水快喝光了，等着捡空瓶。”汪月英说：“我手里的空瓶子是不会扔的，下次出门时还要接着装白开水，您老人家等着捡别人的空瓶子去吧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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